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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金融的机理、挑战与政策机制

2016/10/17 05:19 来源:温州日报瓯网 编辑:杨凡 浏览:9488

  • 本文导读:科技金融是全球性议题。发达经济体政策制定者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为科技创新寻求金融支持。经合组织(OECD)国家为科技创新发展出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普通商业贷款、种子基金、关税退补、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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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

科技金融是全球性议题。发达经济体政策制定者近年来越来越重视为科技创新寻求金融支持。经合组织(OECD)国家为科技创新发展出主要金融工具,包括普通商业贷款、种子基金、关税退补、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等等。

国内科技金融近年来也得到快速发展。一方面,制度层面改革推进加快。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深化科技和金融融合,畅通风险投资、科技贷款、科技保险、多层次资本市场等途径,实现技术、资本、人才和各种创新要素的聚合、对接、优化。另一方面,公共投入加大。通过设立科创引导基金、新兴产业投资基金(计划)、成果转化引导基金、新兴产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重大专项发展基金等,政策性投入不断增加。

在全球科技金融浪逐潮涌的背后,人们对这一问题的理解也在不断深化。尤其在2009年金融危机后,科技金融的基本理论、主旨面向有新的认识,政策也出现新的趋势。本文尝试简要阐明这些新变化和新进展,从政策机制设计和工具创新角度展望科技金融前景。

一、机理与挑战

科技创新企业融资便利问题之所以成为创新者和政策制定者的优先议题,是因为融资便利对于科技研发和创新极其重要,对于处于种子期或更早期阶段的科技研发和创新活动来说更是如此。大量研究表明,多数科创行动中止是因为无法在早期阶段获得融资便利。在科技研发和创新活动漫长的周期中均需要金融服务支撑,否则不可持续。

尽管科技新项目开发和前沿开拓性研究等创新行动越来越重要,但中小科创企业获得金融服务却障碍重重。至少,传统银行金融产品和能力难以匹配高技术研发项目的融资需求。那些高技术初创型中小企业面对的是传统僵化金融渠道严格的融资约束。这一约束本质上是一个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理论挑战,即面对科技项目的高度不确定性,在信息不对称和道德风险假设下如何安排借款人、贷款人、权益投资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投资人和创新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框架下,创新者作为借款方拥有绝对信息优势,较作为贷款方的投资人所掌握的项目进展、研发能力、技术含量、创新程度等关键信息更充分更详尽。因此,科技金融通常涉及复杂的交易信息结构安排,而且,它对法律金融环境有极其灵活且极其严格的“冲突”要求,是一个很难的挑战。

迄今为止,科技研发和创新相关金融业务即便在欧美发达国家目前也仍然未能得到很好解决。多年来,政策制定者一直被科技研发和创新融资过程中高风险贷款短缺和高技术股权市场失灵问题所困扰,最新的科技金融创新实践为解决这一市场失灵问题作出重要探索。

例如,风险资本扮演填补项目早期和晚期增长之间的资金缺口的关键角色,变得越来越重要。更多商业性天使资本对处在更早期和更有风险阶段的科创项目投资兴趣增加。这就缓解了高资本密集度行业中的高技术初创企业的融资困境,风险资本能够迅速助推这类科创企业成长。

全球范围来看,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过后,美国和欧洲的商业性天使投资规模都在稳定增长,但是,相对庞大的科创项目融资需求还是杯水车薪。美国硅谷银行的业务模式是一个成功案例,它通过一系列机制创新将投资人的钱和开发者的创新思想成功绑在一起,让他们在共同利益面前同舟共济。但是这一模式目前仍然难以照搬到国内。比如在现有的法律框架下银行给企业做短期的贷款,靠期权可转债来获取利益属于不合法的行为。

此外,最前沿的研发和创新需要更长时间的前期投入,要冒更高的风险,科技研发需要对接的是有足够耐心的长线资本,可是,因为社会基础信用系统不完善、政策体制环境不稳定、产权安全感缺乏等种种缘由,市场中的多数资本更偏向于短期套利,愿意作长期投入安排的资本凤毛麟角。

二、政策机制与工具

研发和创新融资中的市场失灵让政府介入科技金融成为必要。为了建立培育科创投资的框架条件,改善创新者与投资人的沟通便利,政府的政策工具箱中有补贴、奖励、税费豁免以及其它支持政策。

政策性的直接补贴和奖励,对于缓解研发密集型小企业和早期阶段的技术型中小企业的融资不足压力相当有效。当种子期高风险创新项目难以获得债务融资或风险投资的时候,政策性补贴和奖励不仅经常能够帮助创新者跨越“死亡鸿沟”渡过财务最困难阶段,而且能通过政府的政策性背书为项目增信,起到撬动社会资本的杠杆作用,帮助他们获得更多来自私人部门的金融的支持。例如,英国、葡萄牙有税收减免法案,法国、以色列有税收宽免法案等等。国内也已落实了对孵化中的天使项目的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税收优惠,以及创投企业应纳税所得额税收抵免政策。

其它支持政策包括:不良贷款风险财政补偿、参保保费财政补贴、贷款低息免息计划、政府基金参与担保和引导、兜底投贷风险损失、差别化资本市场开发和监管政策等,帮助吸引更多的商业投资流向种子期和早期阶段的科创项目。

最近得到政府倡导和政策支持的,是基于互联网的科创融资模式。其中典型的是众筹(crowd funding)和公司创投(corporate venturing)。眼下风生水起的众筹开创了科创金融服务的新模式,这类新兴工具与更多其它金融资源进行结合的可能性正在评估中,未来空间很大,业务前景看好。而大企业对种子期或更早期阶段小型科创企业进行的公司创投,是另一种很有潜力的科创项目融资模式,区别于众筹的分散个人集合融资方式,这是机构水平上的天使资本集合工具。

另外,科技金融政策有熨平商业周期波动职能。一般地说,政府性资金对科创的投入在策略上有时要逆向对冲商业周期,这是应对商业周期下行阶段,因私人部门投入减弱出现融资缺口所作的缓冲和补偿。相关证据表明,金融危机后全球银行业普遍对投资项目降低了风险偏好,同期政府性资金通过直接投入和推动公私合作加大了对科技研发和创新的支持。

三、趋势展望

后金融危机时期,全球主要经济体为寻求新的增长之锚,对科技研创领域的投入持续加大,科技与金融从融合深度到创新强度全面加速。

第一,科技金融从纯粹融资服务的工具性供给衍化出科技金融生态概念。即强调财政性工具与市场性工具的互补,差别金融产品、业态和主体共生的科技金融架构和运作的体制。在科技金融生态理念指引下,主要国家的科创激励政策突出了政策组合效应,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中的26个已经将税费豁免、政府采购合约等间接激励与补贴、奖励等直接激励打包成覆盖科创活动各环节的结构性扶持方案。

以色列的孵化器计划是典型,政府主导通过灵活的政策组合将投资基金,银行,保险公司、科研机构和团队一起引入到一个孵化器中共同合作。俄罗斯、美国、加拿大,丹麦、韩国和葡萄牙倾向于政府对商业科创活动直接支持。法国、英国倾向于扩展税收系统,提供间接激励。澳大利亚、斯洛文尼亚则同时推进了两者提供最大的支持力度。总之,支持商业研发的政策及其组合在多数国家有了显著加强。

第二,有关政府对于创新企业成长的约束和支持政策含义值得进一步审视。最新研究表明,在金融—创新—成长链条上存在地区间异质性,科技金融政策效应差别明显。因而,政府间政策设计不能照搬经验做法,而要体现这个差别性。

例如,在上海,主要体现为监管政策对银行业积极探索科技金融创新的支持。专门出台了上海商业银行科技金融专营化和风险管理规定,还引进了风险股权机制,探索有条件地允许商业银行通过特定方式,参与到私募股权投资成为创业风险投资的有限合伙人。在天津,由金融办主导成立面向众创空间的种子基金、面向初创期年轻科创公司的天使基金、面向知识产权质押商业贷款的风险补偿基金等,覆盖科创活动多个主体多个阶段。

第三,地区间企业最大的异质性和框架效应要求更系统和综合的政策指引。通过加强针对异质性科创企业的支持政策的分析与监测,提高政策工具使用的精准性。大量证据表明,金融约束与企业科创活动之间的相关性并不是线性和单向的。因此,并没一个适合所有情形的教科书式理想政策方案。

比如,不同资本结构企业在面对不同融资管道时,获得或失去研发和创新资助的可能性存在巨大差异。企业所在地区、规模、产业部门、存续年限等属性在分析企业“融资缺口”时均需考虑在内。通常更年轻、更小规模的企业在获得金融支持上更困难,这些初创科创公司多数没有业务合同、固定资产及现金流,它们一般只能被列为更低阶的普通甚至劣后投资级别。然而,那些有着更高创新潜力的企业往往就出自其中,因此,要有专门政策帮助这类企业缓解融资约束。

另外,加强科技金融政策监测,进一步审视有关科技金融政策选项,评估各项政策的必要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针对金融短缺和障碍的政策救济完全可能对私人部门产生“挤出效应”。这也是为什么需要在不同的政策组合安排中更为精准地设计和协调,以充分发挥互补和协同效应,保障政策预期效力,防止“挤出”后果。

最后想表达的是,早年温州成为转型经济经典的一个重要的机制是,民间金融能够支持创新思想商业化。今天,内在于温州企业家群体中的敏锐嗅觉还是完全有可能帮助他们在方兴未艾的科技金融生态中,先人一步,以更快更便宜的方式抓住机会谋得一席之地。

作者系温州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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