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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篇》:揭示时代的伤疤

2017/01/23 00:45 来源:温州晚报 编辑:游历 浏览:9740

  • 本文导读:《我的诗篇》注定是一部离普通观众略显遥远的电影,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消费主义社会,诗歌本身早已愈发成为精致与孤独并存的文字艺术品,而电影中所纪录的那些底层工人,其实也与浸淫在消费文化之下的主流电影观众,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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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诗篇》注定是一部离普通观众略显遥远的电影,在当下这个浮躁的消费主义社会,诗歌本身早已愈发成为精致与孤独并存的文字艺术品,而电影中所纪录的那些底层工人,其实也与浸淫在消费文化之下的主流电影观众,相去甚远。但影片的价值却也正体现于此,一方面它呈现了蓝领工人的生存状态,另一方面,它又让我们在院线银幕上,有机会去观察社会底层残酷中带有浪漫的生活。

《我的诗篇》总共有六位主人公,充鸭绒的吉克阿优、流水线上的乌鸟鸟、矿洞里爆破的陈年喜、制衣女工邬霞、矿工老井以及富士康流水线上的许立志。一年多的拍摄时间,导演组持续追踪了十余个蓝领诗人,最终选取了这六位涉及不同地域、身份、角色的样本,尝试整体地反映一个底层群体的样貌。

但实际上,片中的许立志并未答允他们的拍摄请求,甚至在导演组思量如何进一步说服他的时候,许立志选择了绝然于这个世界。无奈之下,只能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跟拍其后事处理的整个过程,并且放在影片的最后部分,于是,“死亡”也成为《我的诗篇》里最为重要的符号与意涵。

“死亡”显然是沉重的,但对于这些蓝领诗人而言,其生存本身的沉重感更甚。影片开始,乌鸟鸟带着他带着浓烈口音的普通话,朗诵起诗歌《大雪压境狂想曲》,罗马、纽约等城市景观,搭配闪烁而过、有关工厂、机械与劳作的诗句,正如郑小琼所写《工业时代》所说那样“我每天劳碌不停,为了在一个工厂里和平地安排好整个世界。”《我的诗篇》一开始,就铺绘了一场关于世界主义畅想和底层工人现状的差异图景,一场在全球化的喧嚣中,被强势所掩盖的弱者的困境。

实际上,如果将普通话的标准程度作为一种主流阶层的归化的话,那么《我的诗篇》中这些工人诗人们相当不标准的口音,正彰显出其归于底层和边缘的人生经验。的确如此,如许立志这样生产iPhone、iPad等流行消费品的富士康工人们,往往都未能接受到良好的教育。而当他们为了生存,由乡村、小镇来到大都市之后,其乡村经验与城市经验的碰撞,就逼使他们去接受资本与商业的逻辑与法则。

如何说话与表达,自然是其中关键的一环。但是,繁重的工作与流水线般的日常生活,很大程度剥夺了他们与他人对话、交流的机会,而表达的欲望却总在伺机寻找突破,写诗就成了这些城市蓝领们的宣泄口。因此,在他们的诗作中,我们看到大量对生活的感悟、对现实的控诉,充满着在地的细节与真实,表露着他们所经历的痛感,成为“灵魂的大白话”,也就此形成一个多达上万人的民间诗人群体,用群体的张力反抗着被主流所遮蔽。

《我的诗篇》所尝试揭露的,正是这些潜伏在我们日常消费背后的权力关系。女工邬霞的《吊带裙》鲜明地指出吊带裙是如何走出车间、迈向市场,但对于陌生姑娘的表白,又露出邬霞对生活的热爱,也成为影片中少许的亮色调部分。矿工老井虽然戴上了象征管理者的安全帽,但他依然说出“阳光没有公平地照在每个人的身上”,乌鸟鸟带着简历和诗歌想找一份内刊编辑的工作,却被招聘者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教训了一番。整体而言,《我的诗篇》里的底层,代表了中国社会飞速发展之下常被遗忘的一个群体,蓝领诗人们基于个人经验的诗意叙事,凸显了一个阶层的整体经验,影片真诚又客观地对这些内容进行了呈现,让我们得以看到潜藏在消费物欲背后的弱势者话语。如果说这些诗作是蓝领工人们对生活的痛感,那么《我的诗篇》则是时代和我们的痛感。□原文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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