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瓯越文化散记

2017/02/15 04:59 来源:温州日报瓯网 编辑:游历 浏览:3074

  • 本文导读:日前,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文艺评论家侯军来到温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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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军在夏鼐故居。
温州,这座已有2200多年建城历史的江南古城,既有浓郁的商业氛围,也有醇厚的人文底蕴。 郑高华 摄
岩头镇苍坡古村古民居屋檐上的方形瓦当。
温州博物馆馆藏的活字佛经(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残叶。 本版图片除署名外均由侯军提供

■侯军

日前,深圳报业集团原副总编辑、深圳市新闻学会副会长、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文艺评论家侯军来到温州。三天走访,三篇大作,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全新视角下的文化温州。今一并予以刊发,以飨读者。 ——编者

文化走读

在世人的印象中,温州是一座经济城市,温州人都是些经济动物。这大概是因为近几十年间,温州人在经济方面做得太显赫太招眼了,又是“温州模式”、又是“温州炒房团”等等,一次次强化着温州在国人心目中的经济形象,结果,反倒把其深厚而浓烈的文化气息遮盖住了。

我初到温州也是抱持同样的看法。那天,温州日报副总编辑瞿冬生亲自开车到车站来接我,我一上车就把自己对温州的固有印象“和盘托出”了。冬生兄呵呵一笑,说:“这不是你一个人的看法,许多人都把温州当成一个经济城市,是个金钱至上的地方。我也不多解释,你既然来了,我这几天就带你多看看温州的文化吧-——但愿能稍微矫正一下你的看法。”我说,这当然是我最期望的了。

于是,我在冬生兄的精心安排下,开始走读温州。尽管行色匆匆,浮光掠影,但因为是初游,故而很有新鲜感,印象也就格外深刻。

我的走读,其实是“先读后走”——初抵温州,冬生兄就给了我几册厚书,皆是他们报社编撰的关于温州文化的文章。我得以在出走之前,先“恶补”一下温州的“历史档案”。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原来温州这方土地,早在千百年前就是浙东南的文化重地,别的不必讲了,单论曾经在此担任地方行政首脑的人物,就堪称群星璀璨:书圣王羲之曾在1700年前担任“永嘉太守”,也就是温州市长,《永嘉县志》记载:“王羲之守永嘉,庭列五马,绣鞍金勒,出即控之,今有五马坊。”我这次没去看五马坊,据说现在是个繁华的商业区,人气忒旺。过了几十年,王羲之女儿的外孙子,名叫谢灵运,也来到温州担任“永嘉太守”。在这里他悠游山水,乐而忘归,“游永嘉山水殆遍”,并写下大量讴歌美丽山川景色的诗篇,由此开创了中国诗史的“山水诗派”。虽说这位“官二代”加“富二代”很讲排场,每次出游都兴师动众,四处扰民,但因为他“诗化”了永嘉山水,温州人一直都很怀念他,不光建有一个“谢灵运纪念馆”,还有很多地名与他有关,如“康乐坊”“谢公亭”“谢池巷”。可惜的是,这些地方我只能纸上卧游,未能亲至。温州在历史上曾为“瓯海道”,而最后一任“瓯海道尹”(相当于温州地区专员)也是一位文化名人,即著名古籍版本专家和书画名家、西泠印社的第三任社长张宗祥先生。去年,我应邀为浙江海宁撰写一篇纪念张宗祥逝世50周年的论文,选的题目是《简论张宗祥先生的为官之道与文人风骨》,在翻阅文献资料时偶然发现,张宗祥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曾任“瓯海道尹”,而他的卸任则是缘于战乱而致瓯海道署裁撤。由此可见,温州这个地方自古就是一个文人荟萃之地,文化积淀深厚,文化资源丰富,并不像我所供职的深圳那样,是个市龄仅有三十多年的新兴经济特区。

读后再去走,感受大不同。短短三天时间,我马不停蹄地奔走于温州的街市乡村,流连于众多文化名人的故居和纪念馆,我被密度如此之高、浓度如此之强的文化氛围深深浸染了——夏鼐故居、郑振铎故居、朱自清故居、叶适纪念馆、马孟容马公愚昆仲艺术纪念馆以及南戏博物馆、武术文化博物馆……除了这些我参观过的以外,还有众多我没有机缘拜谒的大师级人物的萍踪遗迹,如当代词宗夏承焘、数学巨擘苏步青、篆刻大师方介堪、报界泰斗赵超构……一个城市能够升腾起如此多的耀眼的文化星宿,其文化土壤之肥沃、文化底蕴之深厚,也就无须赘言了。而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座城市对文化的敬重和对先贤的尊崇,他们珍惜自己的文化鳞羽,他们对前辈们创造的文化财富很当回事儿。在“二马”艺术馆,马孟容的嫡孙马亦钊先生亲自赶来为我讲解其祖上的艺术功德,对每件展品都了如指掌,如数家珍。一问方知,原来这里的几乎所有展品,都是他个人无偿捐赠的。这令我有些惊异:“这些艺术品拿出一件就价值连城啊,您怎么舍得呢?”马老淡然一笑,显然他已经无数次面对同样的问题了,他说:“这些都是老祖宗的宝贝,不是拿钱就能衡量的——我怎么会不知道它们值钱呢?它们都是我几十年历尽艰辛保存下来的,有些是花钱收来的,有些是拿更值钱的书画跟藏家换来的。我要是把它们拿到拍卖场一卖,真是几辈子都花不完。但是,那样做就对不起老祖宗了。现在,我把它们捐给国家建个纪念馆,让大家都能看到温州曾经出过这样了不起的艺术家,我作为马家的后代,心里自豪啊!如今,世界各地的马氏族人,到了温州都要来这里看看祖先留下的宝贝,后代儿孙也会觉得脸上有光彩,这是沾了祖上的荣光啊——你说,这是钱能买来的吗?”

我被马亦钊先生这番朴实无华的“夫子自道”深深感动了。我由此悟到,在温州,从古至今就有很多人是把文化看得比金钱更贵重的。有这样的民风在,这块热土就有了文化之根,这座城市也就有了文化之神。

方形瓦当

缘于近几年陪着俺家上司玩《我拓我家》的游戏,又是搞展览,又是出新书,对传拓艺术也渐渐着了迷。而收藏、整理乃至拓印家藏的古代瓦当,也就成了我的家常便饭。随着家里藏品越来越多,我也读了不少有关瓦当的书籍资料,自认为对这种房檐上的艺术,即便算不上专家,至少也不算外行了。

殊不知,到了温州却遇见了前所未闻的“方形瓦当”——那是在我们走访永嘉的岩头镇苍坡古村的时候。古村古镇我在全国各地已经看过不少,但像苍坡这样规划成“文房四宝”形制的村子,却是第一次见到。听着当地朋友黄伯希津津有味的讲解,我们沿着笔直的大道进村,绕过形如砚台的池塘,七拐八拐,就融进这张五色斑斓的“彩纸”当中了。就在我们拐进“永嘉昆剧展览馆”这栋古宅子的当儿,我不经意间抬头一望,发现此处房檐上的瓦当和滴水与众不同,特别亮眼——它们竟然是方形的,上面还刻画着各式人物纹饰——我和妻子李瑾都十分惊异,连忙向馆内的工作人员寻求更详细的解答。可惜,年轻的解说员也说不清楚个中的原委,只是说,我们这里的瓦都是这样的,不光这些老房子是这样,村里人盖新房子也是这样的。

我们为这一新鲜发现而感到兴奋,同时也有些疑问亟待解答。幸好在昆剧展览馆的一个角落里,我发现陈列着一本书《温州明清戏曲瓦当》,这是当地一位学者的研究专著,一下子点破了我的谜团——原来那些瓦当上面的纹饰,都是戏曲人物和传奇故事啊!

戏曲曾经是中国民间最流行的娱乐形式,堪比当今的流行歌曲。在我自幼生长的天津地区,戏曲几乎渗透到所有民间艺术中,木雕、砖雕、泥塑、剪纸,都有戏曲题材,尤其是家喻户晓的杨柳青年画,戏出画成为一个专门的门类,深受民众的喜爱。我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想不成为戏迷都难。但是在北方却偏偏没见过把戏曲人物挂到屋檐上的,如今,反倒是在永嘉的一个古村里,与戏曲瓦当不期而遇了。

从永嘉回来之后,我在冬生兄的陪同下,又专门拜访了位于温州市内的“南戏博物馆”。在这里又见到了陈列在展柜中的几块方形戏曲瓦当。由此,我了解到更多的关于南戏、关于永嘉昆曲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对戏曲瓦当何以会在这块并不广袤的山海之地繁衍兴盛,也有了进一步的理解。我开始悟到,戏曲瓦当在温州民间兴起并不是偶然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也滋养着一地的民间艺术。温州的戏曲土壤深厚且肥沃,历史悠久,传承有序。明代大画家徐渭在《南词叙录》中说:“或云宣和间已滥觞,其盛行则自南渡,号曰‘永嘉杂剧’,又曰:‘鹘伶声嗽’。”可见在宋朝王室南渡之后,“永嘉杂剧”即已风行,此即南戏之始。单从起源的时间而论,这比北方的“京评梆”三大剧种都要早得多。而且,永嘉还是昆曲这一古老剧种的重要源头之一,永昆与苏昆曾经并驾而行,难分轩轾。如此煊赫的“戏曲家底”,深深地浸润着此地的审美趋向,直接影响并培育着一代代戏迷的审美眼光,人们不再仅仅满足于逢年过节赶社火看大戏,人们还要在家门口抬头就能看见戏里的人物台上的故事,于是,这里的“花檐”逐渐也变成了展示戏文的“方寸舞台”——这是无声的曲调,是凝固的身段,是活在百姓心里的忠臣良将才子佳人,是留存至今的珍贵的实物戏曲史料。有幸在温州目睹这些方形戏曲瓦当,实在是此次瓯越之旅的意外收获,因赋小诗一首以记所感,诗云:“秦砖汉瓦多经眼,罕见方形百戏纹。永嘉端是优伶谷,举目檐头尽美人。”

不过,因为时移世易,这些“花檐”的存留数量已越来越少,这门手艺的传承和发展也越来越难。加之现在的年轻人对古老戏曲文化的兴趣也在逐渐递减,致使这些曾经活在屋檐上的艺术结晶,正在甚或已经与我们的现实生活渐行渐远了。我们只能眼看着它们“无可奈何花落去”,或许若干年后,我们的后人也只能在博物馆里与它们偶然相会,“似曾相识燕归来”了。每每想到这里,不由得一声叹息。

菩萨“作证”

一辈子鼓捣文字的人,对文字自然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尤其是在发明了印刷术的国度里,对有关文字的事儿也就格外敏感。

记得30多年前,我参与编撰《中华文化大观》一书,负责其中“四大发明”一节。当时,我查阅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就包括沈括在《梦溪笔谈》中关于毕昇发明泥活字的记载。但是很遗憾,在实物资料方面,我只找到收藏于伦敦博物馆的唐咸通九年(868)的雕版印刷品《金刚经》残页,那是存世最早的标有年代的雕版印刷品,却没有找到宋代实际应用泥活字的实物资料。1996年我曾去过一次德国,此行的任务之一就是考察德国的印刷设备,为报社印刷厂的设备更新提供建议。因此,有机会接触到不少德国印刷界的朋友。在交谈中发现,这些德国人对中国发明印刷术的历史只是“原则上认同”,一旦涉及具体问题,他们就会强调活字印刷的发明权“实际上属于德国”,原因很简单,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实物证据”来证明沈括的记载是真实的,而德国却留存着公元十五世纪古登堡以金属活字印刷的圣经实物。对于一向重视实证的德国人来说,一切未经实物验证的都只能算是“假说”——当时真是有些郁闷,说不出来的那种。此后,再没有涉及这方面的话题。

真没想到,在此次温州之行中,我会与这里的一位菩萨“证人”不期而遇——那是在温州博物馆的展厅里,我在冬生兄和博物馆高副馆长的陪同下,参观白象塔出土的精彩文物。众多的泥塑佛像、精彩的砖雕石刻,都是典型的宋代风格。而几块烧制于北宋崇宁年间的纪年砖,则明确无误地表明了这些文物的历史方位。在展品中有一页残纸被单独摆放在显眼的位置,立即吸引了我的目光。远远望去,那是一个人形的图像,虽不完整,但从其身形曲线来判断,画的应该不是正襟危坐的佛祖,而是一位身姿婀娜的菩萨。近前观看,却惊异地发现,这些曲线并非实线,而是用一个个蝇头大小的宋体小楷“组装”而成的。展品的说明则告诉我们,这些小楷字所写的内容乃是一部《佛说观无量寿佛经》。最关键的一点是,它们并不是“写”上去的,而是“印”上去的。何以见得呢?一是笔画粗细不均,字体长短不一,且字距极小,排列也不规则,这都是早期活字印刷的基本特征;二是纸面字迹有轻微凹陷,墨色浓淡也不均匀,而毛笔书写则不会出现这类问题;最重要的是第三条,在现存文本中,不仅有两个地方脱漏了三字,还有一处出现一个倒卧字:“皆以杂色金刚”的“色”字被排字者弄倒了。这“一字之倒”便成了确认这个残页为活字印本的“铁证”!

我上世纪七十年代刚进报社工作时,曾经有过一个短暂的“实习期”,就是在排字车间里捡铅字。排倒字是最常见的失误,也是只有活字印刷才会出现的问题。人手书写可以写错字也可以脱漏字,却绝对不可能故意写个倒卧的字——此页残经的排印者以一次无意间的“手民误植”,而令这页残经名垂青史!

据说,若干年前,争强好胜的韩国人曾以现存于法国的1337年的铜活字印本为依据,要与德国人争抢活字印刷的最先使用权。如今可倒好了,有这位菩萨“现身说法”了,你们还争抢啥呢?这页印制于北宋时期的残经,不但填补了中国千年印刷史上的一个“缺环”,也令世界印刷史得到了一个毋庸置疑的实证。真想把当年那几位德国友人请到温州来看看这尊菩萨,他们都是内行,不用菩萨说话,开眼一看即明。

从温州博物馆出来,兴奋的心绪依旧难以平复,遂口占小诗一首,以记录与这位菩萨隔代相识的心情:“半张残纸绘观音,活字排成衣线纹。毕昇见此应含笑,菩萨摇身变证人。”

“身边的非遗” 有奖征文评选揭晓

由温州市非遗保护中心和温州日报联合举办的“身边的非遗”有奖征文活动日前结束。本次活动历时一年,共收到征文两百余篇,择优刊发24篇。经评委会认真严格评审,现公布获奖名单如下:

一等奖:

《三十一年采风路》 (作者 邱国鹰)

二等奖:

《一生沉醉“纸故事”》 (作者 林志文)

《牡丹花开香满怀》 (作者 潘虹)

《大家族里走出的手艺人》 (作者 周红)

三等奖:

《邂逅一朵莲花》 (作者 夏海霜)

《一个人的痴守》 (作者 吴小淮)

《南戏“活化石”不能绝响》 (作者 陈思义)

《一层一层的光阴》 (作者 刘琦 刘一之)

《幸福的乡村歌手》 (作者 苏康宝)

《外公与米塑》 (作者 包蔓萍)

请上述获奖者携带身份证于即日起至3月底前,前往温州市公园路105号温州日报大楼1002室领取奖金及证书。联系电话:880965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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