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光中的“乡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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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长青
2005-04-14
余光中的诗﹑散文包括翻译要略我都读过一些，尽管余先生一生颠沛，跟随父母在四川﹑福建厦门生活过，后来去了台湾。但他一生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南京度过的，用他自己的话说他不仅出生在南京，在南京五中读完了小学，连妻子林女士也是在南京认识的。提起南京他说是“乡乐”，而不是“乡愁”。
仲春的一个周末，余光中回到了钟灵毓秀的故乡南京。作为南京大学的兼职教授他例行要给南大学子上一堂课。作为一个旁听者，我更关心余先生这堂课的内容。因为余先生不仅精通汉语，还精通英文，他曾翻译过英国戏剧大师王尔德的《不可儿戏》。我的英文基础不好，余先生可以讲莎士比亚﹑王尔德，也可以讲他的翻译技巧。如果真是这样，我是听不懂的，与其落得滥竽充数的份，不如早早退出。于是，我做好了退的准备。
余先生红领带配西装，带夹异常耀眼。虽说银发满头，但精神矍铄。特别是他的一口普通话不仅洪亮，而且充满了情致与韵味，举手投足都浸润着母语对他良好的熏陶。余先生的这堂名为“中文不朽———兼论成语与格言”课，与其说是给南大学子上的专业课，不如理解为普及母语教育的文化大课。这样想来这个课堂就不仅仅局限在南大了，而是我们整个母语世界。组织者是颇费了一番心血的，因为余先生做完短暂的讲学之后还将赶赴岛内，声援当地的一个教育团体组织的捍卫汉语权益的活动。据余先生介绍，台湾中学的国文课时由原来的每周五节减为现在的四节，文言在教材中占50%降为40%。此举引起了国文教师的危机感，这是他们的信仰所在，一场抢救台湾“国文运动”即将开始了。百年的南大礼堂，雕梁画栋，粉甍彩榫。在这里聆听余先生的“中文不朽”该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啊！按道理说，余先生的课可以选择在豪华宾馆的会议室，也可以在规格极高的学术报告厅，完全没有必要放在容纳近千人的礼堂。那样我们这些外校的学生是无缘接触到的。我不知道是组织者刻意为之，还是历史无意的巧合，事后想来备感温馨与亲切。面对英文的霸权，我们的母语正经受着考验，而经验和常识又迫使着我们不得不面对庸俗的生活哲学，年轻的一代正渐渐丧失对母语的感情。这时候我们多么需要有良知的人站出来豁开迷雾，还青山绿水以本色啊！
余先生汉语和英文都很好，他有能力将这种语言进行比较。我相信他对语言常识所下的判断是经过一番认真推敲的，他说，“英语要去学，英语学好了，就会看透英文了。”我以为余先生既把话说到了点子上，给学语言的人提了一个很好的忠告，套用一句话“不过如此”。但愿这样的常识能为大众所接受，不再片面地去实践没有多少科学成分的伪常识。北大中文系教授曹文轩先生回家乡，我曾经当面请教过他，谈谈对胡适﹑鲁迅他们在“五四”时期倡白话反文言的看法。曹先生说鲁迅他们的文言功底是很好的，但是社会上有一些人误以为文言一定是不好的，于是干脆就不要了。无独有偶，最近我在听南大中文系古汉语专家莫砺锋教授的一个讲座，莫教授也说了同样的观点。这同样是常识，常常被人曲解，把一场精英们发动的运动不加区分地等同于大众的行为。余先生以英文说事﹑说理，捍卫母语尊严与之可谓是异曲同工。我还注意到一个现象，熟悉余先生的人关注他，大多数只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来观察，对他作品的了解微乎其微，知之甚少。说得刻薄些，将他划入了时尚之列。不久前人们对另一个姓余的态度，弄得余姓人苦恼不已，伤痕累累。这就很不正常了。这算是自然跟风呢？还是我们现今的文化中就有窥视“剥皮”的习性，喜欢看其动作如何的痛快淋漓，而对变态的受虐毫不指责呢？南大学子是一群相当不错的青年，他们对余先生的课抱以极大的热忱，精彩不断，掌声不息。他们不仅是在接受一个学者的汉语教育，更是在享受着汉语带给每一个人的心灵愉悦。听完他这节课的人都有同样的体会，余先生的课是经过精心准备的，而不是一般明星“教授”惯用“忽悠”来唬听众。
余先生总结的规律既摈弃了专业语言学家解释上可能出现的生涩难懂，又避免了以单一语种写作的散文家理解的片面与不足。作为诗人兼散文家的余光中，带给我们的绝不单单是一节课，一种常识的普及。因为在他那行云流水﹑妙语行间里，让我们透过一个文化学者在对他所崇敬的母语背后，生发出我们对母语的一份敬畏之心。同样，作为坚持用汉语写作的我，从余先生那里获得的是一份自信，一份从容，一种力量。所以，他的“乡乐”不也是汉语的骄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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